保监会拟规范产品开发 对噱头保险说不

作为多数人概念的人民聚集在一起，就公共事务进行说服、对话，从事讨论、商谈，并得以持续进行，就在于这种讨论和商谈是平等者之间的意见交流。

该条第二款，复议决定改变原具体行政行为错误，人民法院判决撤销复议决定时，应当责令复议机关重新作出复议决定。狭义的行政救济就是行政机关，或拥有行政职权的组织，为公民和其他组织遭受公权力（主要是行政权）侵害时，或其法定权益免于受到公权力（主要是行政权）侵害所提供的救济，如我国的行政复议制度。

其他方式处理的案件1031件，占审结案件总数的2.9%。我国行政诉讼法规定了维持判决、撤销判决、履行判决和变更判决，[17]行政诉讼法解释根据各级人民法院的审判经验，又增加规定了确认判决、驳回诉讼请求判决、具体情况具体处理的判决。进入专题： 行政复议法 。如果维持决定也让他成为被告的话，那么，复议机关就不可能再受理行政复议案件了。行政复议（行政救济）相对于行政诉讼（司法审查或司法救济）自有其短处，这正是后者存在的必要。

{6}(P. 241)前文已经说过，即使在西方国家，被诉也是一件坏事。{4}[奥]凯尔森：《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沈宗灵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用英国保守主义政治家柏克的话说：审慎，是一切事物的美德，在政治领域中则是首要美德。

因此，历史只不过是一种逻辑。而且，我们对一个历史过程的认识不仅是经验的，也是先验的，据此能够看出它的必然性{12}。虽然当今中国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异常复杂，但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不仅将民主政治作为政权的正当性基础，而且将其视为不懈奋斗的目标。前者是他们的学术追求，后者是他们的政治担当。

（在这种情况下）要获得它所希望的东西，难于登天。无论是虚君共和也好，还是民主立宪与民主共和，都是形式，但实质一致，即要求从君主专制和封建官僚统治体系走向适应现代经济基础的民主分权制。

中国宪法学家的学术追求在于：发掘历史经验，拓展研究领域。要么直接运用现行法律，批判现实与法律严重脱节。具体而言，关涉社会基本价值与秩序的宪法学，必须关照中国宪法，对历史传统、当下问题、社会生活、宪法体制等给予深切理解，切不可脱离现实，不顾历史本身的发展逻辑，一味地用西方宪法改造中国，用理想代替现实。[8]戴雪在1883年的牛津就职演说（演说的主题为英国法可以在大学中传授吗？）中强调了职业界与学术界之间的分野，认为法学的任务就是将法律作为一个融贯的整体加以阐明，并分析界定法律概念，将浩如烟海的法律规则化约为一系列井然有序的原则，并协助、激励和指导法律文献的改革和创新……。

因此，在法学体系中，宪法学的整体性表现得更加明显，哲学韵味也更加强烈。古人将其称为隐微修辞，政治上有忌讳而不直言的‘真正的教导，，这与任何人都能一读（听）就懂的俗白教导相对立。归纳是基于经验所做的概括，因此归纳既是发现、又是证明命题的活动{5}65。中国现行宪法不仅确立了人民民主专政，还规定了依法治国与人权保障。

在科学方法上，无论库恩的范式理论，还是波普尔的证伪理论都认为，面对新的经验，我们应该去修正理论，而不是削足适履、为理论辩护而否定新的经验。因此，政治生活的尊严源于某种立足于政治并超越政治的东西。

因此，以经验为基础的归纳法，自然是宪法学研究的重要方法（这符合宪法学的定义，即以宪法现象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党的十七大即明确提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

作为具有客观性质的宪法思维，在形成过程中，也必然会受外在于思维者的文化背景影响，从而带有传统的烙印。宪法思维要求执政者合理疏导社会矛盾，重视各社会阶层的利益要求，充分考虑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通过制度安排预防和解决社会矛盾。在这一意义上，历史是经验史（在此基础上才是思想史，如下文阐述宪法学中的观念史问题）。并且，文化的历史越悠久，则其惯性表现得越强烈，越不易改变，即使改变，也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与相当大的成本。这就要求我们改变这种以价值判断为基础的宪法学理论。 二、学术追求：拓展研究领域，把握宪政规律，形成宪法共识，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学 一般说来，学者应该从三个方面研究自己关涉的领域：哲学方面、历史哲学方面以及单纯的历史方面{1}40。

具体说来，不要直接用理论代替现实，将理论不折不扣地实现，因此审慎要求理论打折扣。可以说，不理解中国特色，就不可能产生解决中国问题的政治智慧。

有的成为法律事件很好，有的成为法律事件不好，很麻烦，要制止。在这一时期，立宪主义、民主政治等孪生思潮蓬勃发展。

恰恰相反，我们应该做的是明确归纳法的两个软肋，并在运用过程中尽量予以克服。3．自由民主：国情的西方之维无论是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还是近现代中国问题（民族、民生、民权），都是在西方现代民族国家入侵背景下提出的。

（一）发掘历史经验，拓展研究领域 科学家应该从现象中归纳出原理，然后再依据这些原理，演绎出关于现象的陈述{5}。由于不能理解处于政治法阶段的法律体系与法律实践之间的不一致性，因而不能理解由《物权法（草案）》的合宪性引发的宪法与民法之间的争论。制宪者试图通过历史性的叙述表明，中国需要宪法，但需要的不是西方经典意义上的宪法，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建立完善的法律体系，促进宪法的法律实现。

在这一意义上，宪法学家不仅要具备一般学者所具有的理论思维，还必须具备高超的宪法思维。它关注不同世代的宪法对话，以宪法为媒介将不同世代的人类利益集合在一起，并进行合理分配。

因此，宪法学者对宪法的解释必须首先承认宪法（整体意义上的类型，表现为特定的宪法体制）的存在，在此基础上理解、解释、应用宪法。因为他是学者，所以他比任何一个阶层都更能通过社会而存在，为社会而存在，为人而存在，人的使命主要是由职业化的学者来完成。

因为宪法是民主事实法律化的基本形式，民主则是多数人的统治，宪法对公民权利和自由的保障，正是民主最直接的表现。因为由归纳得出的理论能够概括归纳对象（经验）的本质，至少能为已有的经验所检验。

摘要: 宪法学家的古典形象表明，学术追求与政治担当是宪法学家的双重使命。事实判断就是要对事实做客观描述，以厘清事件本身的各种关系，因此具有一定的客观实在性。历史是人和事的记录，把人和事的经验记录下来即为历史{9}。更有甚者用西方的制度与理论体无完肤地批判现实与制度。

由于文化的特殊性，近一百年来的中国宪法与政治革命如影随形。因此，正视现实（即政治）与超越政治（即真理）使人面临两难的境地[15]。

第一，历史唯物主义是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正当性的根本方法。保障人权是宪法的核心价值，正是保障人权的需要催生了宪法，宪法中的各项制度归根到底是为保障人权服务。

然而，关于人与人类事物的理论，人们最早关注的要么是最佳秩序、正义的秩序，要么是自然状态。其次，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规范了我国权力配置的基本方式。